近日，一则报导信息，有如社交电商领域的“久旱逢甘雨”——“花生日记”涉嫌传销案久为沉寂后，行政复议最终有了结果。

内容虽少，却向外界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。

办案部门一改以往对待社交电商、微商的强势、“从严查处、不给机会”的风格，却给到了“花生日记”一次整改、纠偏、进行合规的机会。由7000多万元降阶到904万元的罚款，让一家电商企业从不能承受之重至可以接受、轻装上行，争取到了整改的时间和空间。这对于一家民营企业来说，是多大影响，不亚于重磅消息划向空中。

“花生日记”由此生机重逢，并将迎来美好的明天。而这正在疫情后对于社交电商产生重大影响，对经济全面恢复也是积极与利好信号。

要知道，社交电商自出现时起，就一直不太受法律待见。作为“后电商”时代的产物，其分销系统聚集人气就倍受争议。

以电脑PC端为主的传统电商，较早的占领市场先机，正如“淘宝”“京东”“国美”等依托线下实体销售，雄厚的实力牢牢的占据了传统电商领域的宝座。作为后起之秀并依托移动互联网、手机APP为连系纽带的社交电商，例如“拼多多”“云集”“趣码”等企业，在夹缝中求生存，如同“刀尖上舞者”，发展起来迅速，但涉嫌违规与违法也快。“云集”曾经因涉嫌传销被杭州市市场监管理局行政处罚958万元。之后“云集”经过整改、纠偏，却走向了赴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之路，为国人赚取了外汇；“拼多多”也曾经遭受过行政调查与约谈，[1]目前趋于稳健运营；然而成都的“趣码”并没有那么幸运。“趣码”打造消费服务平台，撮合消费者和店商双方交易，当消费者会员缴纳小额会费人数当达到一定量时，可维系平台并长久经营，后续品牌效应，亦不可限量，却因发展过程中被指涉嫌了传销遭到了公安机关刑事手段的查处，目前案件仍在法院审理之中。

社交电商依赖于人与人间的社交为纽带，当人员数量达到一定量时，变不能为可能，变新业态为现实，服务于实体经济，产生新的商业机会。因此，有人说，社交电商具有天然的“违法性”与高度和传销的人数聚集之“重合性”。

一、社交电商生存需要好的营商环境

最近，看到了北京理工大学的徐昕教授（兼律师）写的一篇文章《打官司靠运气》。他在内容中写到：有的官司打赢、胜诉在于靠运气，一是遇见了好的当事人、家属，敢于与擅于维权；二是遇见了好的法官、领导或办案人员，公正有可能实现。我认为，这完全在理，在有的案件办理中确实很符合实际。

社交电商领域也一样。因为它天然的依赖于人员一定的数量、人的社交才达到某创新商业模式，而其人员数量的增加，正是我国法律上传销行为规定所具备的要件之一。因此，企业当人员数量过度、或过速聚集、瞬间“井喷”时，往往很容易就涉及到了传销行为中“计酬依据依赖于人员数量的增加”这一特性。

但生意场上，任何一种商业行为或模式，都有一定程度依赖于人员数量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餐饮门店的开业、酒店的开张、或写字楼公司庆典，老板均希望自己的亲戚、朋友都过来捧场，希望企业的客户过来参加。企业成立后，也希望客户数量越来越多，尤其服务会员领域更是如此。

因此，商业模式中经营有赖于人员数量增加是没有错误的。而这种人数增加是否就是传销意义上的人数增加呢？或者企业很容易就滑向传销上的计酬依据来源于“人员数量”之上呢？很难说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主要看计酬依据依赖人头的程度，以及企业经营产品研发、模式可持续性、服务实体与消费者程度、后续投入、财税留痕等多方面判断。但有一点，这两者之间很难区分（尤其是视省、市、区代理也为层级后），就是专业人士也常争议尔。

开放、包容的城市、营商环境好的城市和好的领导，可给予企业更多宽容，只要不造成社会稳定问题，没有大量消费者投诉，可能放过企业一马，给予企业更多纠正、合规与生存空间。正如“花生日记”的行政降阶处罚，企业轻装上行，重逢生机；而如果行政监督部门不给到降阶处罚机会，你也没有办法，企业折腾不起。

如果遇见较为保守、偏执和传统的办案人员，错案发生的概率就会增加，一夜之间企业可能回到解放前。因为，他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、及联想得到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能持续运营下去，或在这种办案人员思维中，你的企业就是依赖了人数增加并且形成了计算报酬的关系，就属于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条款规定的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，或者适用《禁止传销条例》第七条的传销行为。持此种理念的人，其成长经历，所在城市外在环境与氛围，很容易让执法人理念上就往构成犯罪上联想；更有甚者，遇见“趋利性”执法，当地财政没有收入，抓住一家涉嫌传销的企业就死不放过，那错案发生的机率更高。不然，为什么前几年会有那么多异地执法案件，以及有的民营企业没经过市场监督管理局先行调查，就一夜之间被“毁灭性”查处的案例。

因此，社交电商生存和发展，所处的地域及遇见好的办案机关很重要。